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1年），美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1884年3月，葛维汉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一户普通家庭，母亲早逝，童年生活非常艰辛。1899年15岁的葛维汉从贝克学校毕业，他考入惠特曼学院的预科皮尔森学校，靠着勤工俭学，共学习了8年。1908年，考入纽约罗切斯特神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慕義。葛维汉向她告白，希望与之携手，毕业后一同前往中国。1920年葛维汉获芝加哥大学宗教心理学硕士学位，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葛维汉
1911年受美国浸理会的派遣，葛维汉以浸理会牧师身份与妻子慕義抵达上海。首先学习语言：“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我都在学习语言。之后出去散步或坐黄包车时，我也随身带着写有词语和句子的纸条复习，直到我记住它们为止。晚上没事时，我也会学习语言。”1913年葛维汉到达叙府（今宜宾）传教。“我在叙府坚持努力学习，不到五年，我就通过了按五年设定的语言课程。我是第一个完成五年课程的，后来这个课程被缩短了。课程的部分学习内容要求阅读儒家经典‘四书’，我觉得很有意思，里面蕴含着许多高尚的道德情操。后来我又开始阅读‘五经’。”
葛维汉在考察中
洋槐（刺槐）原产北美洲，17世纪传入欧洲后，因其耐旱、耐贫瘠等特性迅速成为广泛栽培的树种，也是欧美引种中国的重要树种，部分文献提到1877-1878年洋槐由日本引入中国，或19世纪后半叶从美国传入，可能是不同地区引种路线不同造成的。而四川各地的洋槐都是葛维汉引种的。1914年，葛维汉“溯长江而上时，希尔德博士分给我一些洋槐树的种子。他与我约定备上种在雅州和叙府种植洋槐。后来他没种，但我种的洋槐却快速生长，第二年就开花了。我给叙府其他传教士分发了幼苗。很快，传教士们就把幼苗移栽到了嘉定（今乐山），成都等地。最后洋槐树散布在整个四川。我带去的种子是四川洋槐树的始祖。大约1920年时，一些槐树被移栽到重庆，并向西扩展。”
1918年他们一家经云南回国，路过昭通时，在几年前叙府战乱中，他冒死穿越火线帮助过的云南人，在昭通高规格欢迎他们。“从进城开始，一路上、家家户户和商店都飘扬着旗帜。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盛大的欢迎仪式，或许后来川苗的真诚和温暖与此相当”。1931年葛维汉去珙县苗寨王武寨，“我受到了此生最为隆重的欢迎。大约一百名小学生和许多男人、妇女，站在高地边，手持飘扬的旗帜，吹着喇叭。”
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鉴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之重要，派葛维汉来成都接任馆长，同时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他接到命令抵达华西坝时写道：“9月30日，经过在长江和岷江艰难的旅行之后，我终于到达成都……我到那儿不久就当选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博物馆有很多收藏非常有价值，但没有分类标签和记录。我的第一份工作即是把博物馆中的所有文物进行分类，对它们进行编号并完成所有可能的记录等等。”
葛维汉在1932到1941年间，一直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馆长，并教授人类学和考古学。在位10年间，为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展陈和教育理念。为博物馆征集了大量古物，并加以科学地管理、保存和展示。葛维汉在四川期间，积极从事考古发掘和民族学调查，开展科学研究，对华西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曾十三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对当地少数民族文物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所得资料，至今仍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所必备。在他的领导下，华西大学博物馆发展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完善的博物馆。
葛维汉在中国期间，最著名的事件是1934年主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他采用现代考古方法划定探沟、系统记录，出土500余件玉器、石器及陶器，并编写首份考古报告《汉州发掘简报》，由此揭开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1929年春，为了解决土地灌溉问题，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准备安放水车。燕道诚之子燕青保向下掏着掏着，突然“砰”的一声，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泥浆溅了他一脸。他再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燕青保勾身扒开泥巴一看，是一块白色的大石环，口径足有一尺半。燕道诚闻声跳下沟，轻轻撬开石环，发现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他和儿子都惊呆了。过了好一阵，燕道诚才回转神来，赶忙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他们相信下面还埋有金银财宝。
当晚，时过二更，月黑风清，夜深人静，燕家五口全部出动，悄悄前往挖掘取宝，可惜始终未能见到心目中更为珍贵的金银财物。他们清理眼前的器物，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400余件。
以后的一两年间，燕道诚又陆续作了一些发掘，但因地处“风水宝地”，至多挖到7英尺深，就不敢继续挖了。后来，燕青保曾对前来发掘的葛维汉讲，因当时坑挖得太深，他和父亲燕道诚都得了一场大病，差点丧命；幸好及时住手，不然，燕家定会爆发一场更为厉害的瘟疫。大致是出于“折财免灾”的原因吧，燕道诚将他的“意外之财”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
1931年春，正在广汉县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定不寻常，便急急告知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诚借来5件玉石器交给董宜笃。董宜笃不敢怠慢，匆匆携玉石器赶回成都，交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就断定为商周之物。
1931年6月间，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陶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
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从燕道诚处购得玉器4件，大为赞赏，称其“价值连城”，龚熙台由此撰写《古玉考》一文，于1935年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他们纷纷奔赴广汉找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仿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出现鱼龙混杂、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
1932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教授“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
成都考古学界对广汉玉器的兴趣，引起了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重视。此时，因为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玉石器。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其全部组织工作，则由罗雨苍本人出面主持。
3月16日，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肥猪”（富豪）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另外派县政府李先生率领一行7人的县府工作组参与发掘现场组织及保卫工作。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他们最初挖的一个坑，长约7英尺，宽深皆3英尺，收获数件精致玉器。他们着手第二个坑的开掘，这一次挖得长一些，有40英尺（12米），宽有5英尺（1.5米）。他们总共挖了6个探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考察结束，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吧。
三星堆这次出土的这些文物有：百余件石璧残块、石刀、玉刀、玉凿、玉剑、十五件绿松石和绿石或玉珠，以及众多的薄的方形或长方形小玉片。葛维汉发现，“两件光滑玉剑，靠近剑柄处有许多凹缺，这是战争的痕迹”。有两件温湿润的方玉，“颇像劳弗尔（Laufer）在他著名的《玉器图录》书中提到的玉琮。这些器物铸造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这是葛维汉的初步判断。”
葛维汉主持发掘三星堆
1934年，葛维汉（右一）、林名均主持广汉三星堆月亮湾考古发掘
同年，陶旅长也将燕道诚售出的5件玉器（燕将最先借出的那5件已转售）赠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燕道诚本人则将珍藏数年的一件大石璧和玉刀等无偿捐献给博物馆。
1934年，戴谦和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上，发表题为“四川古代石器”的研究文章，详细地考察了陶旅长和燕道诚所赠的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同年，葛维汉经与安特生（瑞典考古学家）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辽西锦西沙锅屯、李济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两相对照，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出版）上。
1948年，葛维汉才从华西协合大学退休，一家人最终离开中国，“当船开动时，岸边人们手中的手帕摇动着，直至我们消失在视线中。岸上有很多双湿润的眼睛，船上的我们也泪流不止。我问慕義：“你后悔来中国吗？”她说：“从不后悔。”离开中国离开成都的伤痛如万箭穿心。”
葛维汉来中国期间，除短期回国述职和进修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四川度过。回国后，定居于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继续利用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进行研究，发表了多本与中国西南民族与宗教相关的专著，先后获得了两个古根海姆奖 （Guggenheims）和一个维京奖（Viking）。曾任美国文化人类学会会员、美国民俗学会会员、远东研究所成员和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以及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身会员。
葛维汉在四川期间，还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认真、准确、生动地记录。他曾应邀参加羌族的法事，耳中回响着一位手握神杖的巫师的咒语，他深陷的双眼看见巫师将滚烫的火钳放在舌苔之上，又光着脚板踩上一个被烤红的犁头……这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葛维汉后来的描述中不见心灵的动荡，呈现的只是冷静客观的陈述。
在打箭炉，葛维汉第一次目睹了藏族的“跳神”仪式，他不同意将这个舞蹈称之为“鬼舞”，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命名。”显然，葛维汉并不认为巫师的法事、藏人鬼魅的舞蹈就是所谓的迷信。作为一名文化相对论者，他更愿意忠实地记录下来他的所见所闻。他更担心，人类早期的风俗仪式会行将消失于所谓的“文明”大潮之中。《羌族的习俗与宗教》被认为是葛维汉最为出色的论著，它为人们留下了这个古老民族多方面的资料，许多还是葛维汉的亲历。在这篇共计五章的论著中，葛维汉为西方人描述了一个他们闻所未闻的神奇世界，也为没有文字的羌族人留下了承载他们祖先精神血脉的过往图景。
葛维汉（左）与蒂文观看大熊猫
除了考古以外，葛维汉对自然科学也有很多贡献。他在1918年获得硕士以后，获得了史密斯索尼学院的经济资助，正式为史密斯学院搜集生物学和自然历史藏品，目标是稀有的鸟类、昆虫、爬行和哺乳动物。与其他成功的探险家一样，葛维汉身高191厘米，擅长体育，有着强健的体魄与恒久的毅力。他以成都华西坝为大本营，从这里出发，他先后30余次深入西部边陲进行考察探险。深入松潘、黄龙、打箭炉、穆坪、汶川、茂州、理番、川滇边境地区、川藏边境地区。当他第一次踏上前往打箭炉的探险之路，峥嵘的路途让他倍感艰难，他曾描述道：“到打箭炉的道路是如此难走，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愿意进行这次旅行。行人必须跨过两座关口，每一座都有九千多英尺高，路边的小店条件很糟，还有很多跳蚤。道路难走，天气又很热。”但是，当他爬上高山，眼前的景致让这位西方冒险家精神为之一振。他也许从未目睹过如此雄伟壮丽的风光，鬼斧神工，摄人心魄。“绝妙的像金字塔一样的雪山，近处长满绿色植物的山坡，藏人的房屋和峡谷中奔流的小溪，这一切都显得非凡的美丽。到处都是野草莓和色彩斑斓的鲜花——我们正置于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天堂。”这是葛维汉难得忘情的描述，他还说道：“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
葛维汉充分地利用从当地猎民那里收购标本的有利条件，据说曾向华盛顿提供了15件大熊猫的毛皮和骨骼，但他一生中没有猎杀过大熊猫。在收养“潘多拉”和“潘潘”中他也发挥过作用。葛维汉一生在中国西部共收集了4万余件标本以及众多的中国边民文物。在这些标本中，他发现了250个新物种和亚新物种，后来有29个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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